近期，供给瓶颈几乎霸占了所有新闻头条，但G20轮值主席国印尼所选定的讨论主题（“共同恢复，更强复苏”）也促使我们思考疫情带来的长期结构性变化和相应的政策措施。这很适合我们现在对未来通胀发展的展望。我认为，长期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构问题，对于未来的规划至关重要。在我的发言中，我将借鉴近期一份BIS研究简报文末点击【阅读原文】即可查看，其中讨论了最近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和供给瓶颈问题。

　　首先，让我回顾一下供给瓶颈方面的情况。这种瓶颈始于2020年初新冠疫情带来的供给中断，今年已演变成迁延日久的问题。虽然对短缺的报道甚广，但与此同时，供给似乎正全速运转。半导体等关键制造投入品的生产现在轻易地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对于许多原材料和关键航线的货运量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除了供给端，还有两个因素是了解当前状况的关键。首先是需求的构成从服务业转向工业制成品，与服务相比，这往往更依赖于供应链的平稳运行。第二个是行业的内生行为变化，这导致了所谓的“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即供应链参与方通过增加订购、提前订购和囤积生产投入品来应对感知到的潜在短缺。当仅考虑个体时，这种应对是谨慎和理性的，但总的来看可能最终弄巧成拙。

　　简单回顾一下受瓶颈影响的主要行业，就显而易见其中的复杂动态。过去一年里，木材、铁矿石和煤炭等大宗商品的价值急剧波动，充分说明了当前的瓶颈并不仅仅是供应链各处的统一挤压。相反，我们正真看到，随着压力出现在供应链的不同位置，大宗商品需求出现了锯齿式的起伏，导致了价格的大幅波动（图1，左侧面板）。木材、铁矿石和煤炭的价格已远低于今年早一点的时候达到的峰值。坊间证据也表明，由于存储容量不足，局部过剩在关键时刻压低了价格。

　　货运是体现强劲需求与受限供给相互作用的一个更直接的例子，特别是亚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路线。但这里价格也出现了大幅度波动（图1，右侧面板）。干散货的运输成本急剧上升，但随后又回吐了大部分涨幅（蓝线）。最近，集装箱运输价格也开始下降（红线：大宗商品和航运价格的波动暗示了“牛鞭效应”

　　库存模式的变化也能反映上述行业参与者的行为反应可能十分重要。汽车行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以数据最全面的美国为例，自疫情爆发以来，尽管零售库存已一下子就下降，但制造商的库存实际上略有增加（图2，右侧面板）。这种截然不同的趋势可能是“牛鞭效应”的症状，因为供应链参与者以互不协调的方式调整，为其他人创造了不断移动的目标。

　　半导体的情况又不一样。尽管有报道称某些特定的工厂的生产中断，但特别难找到供应普遍紧缩的证据。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可能加剧了行为反应，因为在疫情初期取消半导体订单的公司发现（汽车生产商是最常用的例子），当需求恢复时需要排队等待。事实上，现有的销售和订单数据表明，自疫情以来，供给已强劲增长（图 2，左侧面板）。

　　从整体上看，这些迹象说明强劲的需求已超越了正在增长但增速仍不够快的供给能力。然而，核心问题是这种强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牛鞭效应？一旦供应链问题开始得到缓解，导致瓶颈的行为反应将在多大程度上反向作用于清理积压订单？我们可能会发现，供给瓶颈的解决速度可能比目前担心的要快，正如它持续的时间可能比最初预期的要长。

　　现在让我谈谈通胀。许多国家通胀上升，供给瓶颈显然在其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通胀的上升并不一致（图3，左侧面板）。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胀加剧最明显，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是如此，尤其是拉丁美洲。相比之下，亚洲国家通胀的上升并没那么明显。在日本，消费者价格在过去一年中就没有增长。中国的通胀率仍然很低。现在让我谈谈通胀。许多国家通胀上升，供给瓶颈显然在其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通胀的上升并不一致（图3，左侧面板）。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胀加剧最明显，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是如此，尤其是拉丁美洲。相比之下，亚洲国家通胀的上升并没那么明显。在日本，消费者价格在过去一年中就没有增长。中国的通胀率仍然很低。

　　高通胀会带来诸多不便，我们该警惕对价格不断上涨的漠视。尽管如此，与熟知的长期价格趋势相比，近期耐用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反常之处仍然值得强调。如图4左侧面板所示，美国最近几个月耐用品价格的涨幅超过了至少过去20年来的任何一次。虽然其他几个国家的耐用品价格上着的幅度没那么大，但如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耐用品价格上涨速度持续超过服务价格，则代表着近几十年来趋势的急剧转变（右侧面板）。

　　然而，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如果当前的通胀加剧了工资-物价螺旋，再加上也许会出现的通胀预期失控，那么控制通胀的任务将艰巨得多。这就是怎么回事劳动力市场会成为决定通胀进程的重要的条件。而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谈的。

　　各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既有一些相似之处，也有一些显著差异。自疫情开始以来，总工作时间的变化轨迹总体上非常相似。正如图5所示，总工作时间在2020年年中下降了10-20%。一下子就下降之后，总上班时间迅速反弹，其恢复速度要比最近的衰退期快得多，尽管仍比疫情前的水平低2-5%。

　　然而，这些相似的趋势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生的。上班时间可能会以三种方式下降。首先是失业率上升；其次是每位员工的平均上班时间下降；最后是劳动参与率下降。在不同经济体中，这三个因素各自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

　　在美国，最初的下降主要反映了从就业到失业的转变，同时在较小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离开劳动力大军。尽管失业率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逆转，但劳动参与率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尤其是对于老年工人而言。

　　在其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上班时间的减少主要反映了每位员工平均上班时间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无薪假补助计划（furlough scheme）保持了劳资关系的完好。

　　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人大量离开劳动力市场。其中一些可能转向非正式部门，尽管非正式工作也遭到疫情的严重打击。

　　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一项重要的观察结果：工作时间下降方式的差异也影响了复苏的形态。具体而言，在危机最严重时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的国家（例如美国），劳动力市场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速度较慢。

　　一种研究方法是借助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该曲线显示了失业率与职位空缺之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与失业率的降低以及职位空缺的增加同时发生，经济活动的变动是沿着贝弗里奇曲线移动的。然而，在美国，贝弗里奇曲线自疫情开始以来已经向外平移（图6，左上）。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相同的失业率下，开放的职位比以前多得多。最近几个月，英国的贝弗里奇曲线，右上）。

　　重要的是，在日本和欧元区，贝弗里奇曲线没有这样明显的右移，而这些地区的劳资关系基本未受影响。

　　对贝弗里奇曲线右移的传统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工作和技能之间的错配——比如，由于金融危机后来自房地产行业的重新配置。某一些程度上来说，这种解释在目前可能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一些服务业的职位空缺上升幅度最大，而该行业疫情爆发以来失业人数最多。因此，一个简单的行业间再分配故事似乎不能解释此现象。

　　无论如何，不同经济体的贝弗里奇曲线之间的对比非常惊人。在日本和欧元区，没有证据说明就业与技能的匹配有任何恶化。维持就业关系似乎使经济走上了复苏之路，使经济更接近于疫情前的状态，至少从贝弗里奇曲线而言是这样。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弄清造成劳动力市场结果差异的最终的原因是一项重要任务。或许，解决这一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公司和员工是经济体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而关系专用性资本（relationship-specific capital）是整个经济的“粘合剂”。工作是将我们作为同事、伙伴、工人和雇主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它已经超出每周工资单最基本的交易性质。一旦这些关系被打破，再将各部分重组时，将无法利用之前存在的关系专用性资本。

　　然而，英国的贝弗里奇曲线年年中开始向上平移，这表明任何过分简单化的解释都会有所欠缺，因为英国也实施了类似于欧元区的无薪假补助，以维系劳资关系。

　　更直接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运行的这些差异怎么样转化为工资增长的差异，将对通胀的发展至关重要。不幸的是，由于与疫情相关的就业构成变化和无薪假补助的影响，目前工资增长的潜在速度尤其难以解读。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疫情开始以来的平均薪资增长似乎与其疫情前的趋势一致或略低，虽然该数据无法反映近期通胀上升对工资谈判的影响。然而，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劳动力市场变化最明显的美国，尽管劳动力市场状况似乎比大流行前更弱，但工资增长却有所回升。

　　G20轮值主席国印尼选择的主题（“共同恢复，更强复苏”）很适合今天的讨论，因为它促使我们考虑短期和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供给瓶颈是一个短期问题，在“牛鞭效应”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其维持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其解决的速度也可能比目前担心的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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